……汉以来皆祀孔子为先圣也。

所谓正向理解，即由亲亲之爱（孝悌），推己及人，以至于仁爱天下万民，也就是孟子所说的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这两点已经严重危害到中国学术思想的正常发展，制造了很多无谓的争论，于此，我想国内许多现时代的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者都深有感触。

12 诚如法学学者王怡先生所言：孔子在听叶公说‘其父攘羊，其子证之的故事后，曾明确反对，认为‘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以今日标准看，全世界所有宪政民主国家的法律，几乎无一例外地会支持这个判决。2.亲亲相隐的历史作用问题。（页164）又说：这场争论所暴露出来的一个最大问题，就是这些儒生们哪怕是做到了教授和博士生导师的级别，也仍然对逻辑一窍不通，甚至根本忽视。实际上，儒家亲亲相隐的价值取向正是立基于家庭亲情这一本体论的事实，法家满门抄斩的价值取向则根本违背了这一本体论的事实，邓晓芒认为儒法两家都是以家庭亲情来做文章，所以两者没有本质区别，这只能是胡搅蛮缠的皮相之见。（页160页）看了这段文字，笔者恍然大悟，原来邓晓芒对其数十年潜心研究的西方文化精神也不屑于在内部圈子里搞些小打小闹的研究和考证。

这是我们争论的现实意义之一。（序言，页5）邓既然把其家庭遭遇置于我为什么要批判儒家伦理的标题下，言下之意非常明确，他认为其父的暴戾与专制是封建文化，亦即其父的旧学功底，亦即他所批判的中国文化和儒家伦理熏陶的结果，其父的权威也是儒家权威主义和男权主义的具体体现。现代人一听到儒教两个字马上会想到西方的基督教，想到西方语言中关于宗教的标准定义，并以后者格义前者，要么得出儒教不是宗教的结论，要么就把儒教想象成中国的基督教。

其实所谓文化专制云云，不过是一神教思维下的梦魇，若能明辨文教与神教之不同，也就不存在类似之担忧了。至于权力的分配，政—教之间的分权制衡一如西方之司法权力与行政权力之间的分立，即规范性权力与执行性权力、神圣性权力与世俗性权力之间的平衡。邵建先生认为：儒教不是宗教，是在传统中形成的儒家教化。与神教相比，儒教人文而不神秘。

前者以神圣性压倒世俗性，其失也鬼。至于现代议会儒教也并非没有自己的考虑。

作为政教，儒教从来不缺乏以政行教的智慧。在今天这个时代，政教合一已不可复，但政教分离也不可行。因为政教一体故体用不二、灵肉不分，因为政教分工故权力制衡、预防专制。在我看来，不论是去政治化之后的宗教化，还是去伦理化之后的道德化，根源都在于体用分离之后的去制度化，导致的结果自然是儒教的心性化、哲学化、抽象化、游魂化乃至博物馆化。

脱离制度的文化将成为没有身体的游魂，而脱离文化的制度也必然只是个没有灵魂的空壳。而儒教的政教一体分工格局则可以调适圣俗、无偏无党、教养兼备。而立足自家历史传统，将制度与文化重新合一，克服政教不调的失衡，这正是今天重建儒教的意义所在。后者以世俗性压倒神圣性，其失也薄

我们今天要重建的绝不是这种魂不附体、苟延残喘的儒教，而是一个摆脱了皇权的压制、祛除了现代的阉割、体用不二、完整健康的儒教。前者以神圣性压倒世俗性，其失也鬼。

借用蒋庆先生的话说，儒教乃是王官学，其他宗教则属于诸子学，二者分属于不同的层面，儒教之一元独尊无碍于诸教之多元并存。政治制度可以学习模仿，政治文化却无法复制移植。

而作为文教，儒教又从来不缺乏和而不同的宽容，历史上儒释道三教和平共处就是极好的例证。儒教到底算不算宗教？这个问题学术界早在前几年就有过热烈的讨论。而立足自家历史传统，将制度与文化重新合一，克服政教不调的失衡，这正是今天重建儒教的意义所在。第一类是以民神杂糅、通灵附体为基本特征的巫教，这在世界各地的原始宗教中都可以得到印证，现存的萨满教是其典型代表。日前邵建先生发表了一篇题为《呼吁重建儒教为哪般？》的文章（《南方都市报》2011年10月28日），对杜吹剑先生在《文化不崛起，政治认同难一致》（《环球时报》2011年10月25日）一文中关于重建儒教的观点提出了质疑。其实这两种担心都是不必要的。

所以邵先生关于文化专制的担心完全是杞人忧天、不足为虑。后者却是皮肤，连着血肉筋骨、历史传统，不是说变就可以变的。

近代以来，随着西学西政的传入，中国的政治彻底走上了舍己从人的西化歧路。在我看来，不论是去政治化之后的宗教化，还是去伦理化之后的道德化，根源都在于体用分离之后的去制度化，导致的结果自然是儒教的心性化、哲学化、抽象化、游魂化乃至博物馆化。

指向政治制度的儒教回归不是要去装饰权力，而是要规范权力。依上面的分类标准，儒教毫无疑问是宗教，但却是一种不同于西方基督教的宗教。

实际上此教非彼教，儒教与基督教完全是两种不同的宗教形态。在基督教那里上帝和凯撒是分离的，而在儒教这里圣—王、天—人乃是一体的。而儒教的政教一体分工格局则可以调适圣俗、无偏无党、教养兼备。如是之儒教，既有刚毅担当的一面，又有温文尔雅之一面，即便重建，又有什么可怕的呢？（作者单位：西南科技大学） 进入专题： 儒教 。

在儒教看来，权力既不来源于家族的血缘传递，也不来源于民众的抽象契约，而是来自于以德配天之天命，这才是真正的权力公有制。至于权力的分配，政—教之间的分权制衡一如西方之司法权力与行政权力之间的分立，即规范性权力与执行性权力、神圣性权力与世俗性权力之间的平衡。

第三类是以敬鬼神而远之、修人文以化成为基本特征的文教，儒教正是其最佳典范。儒教历史上又被称作礼教、名教，而不论是典章之礼还是为政之名，都不仅仅是政治之外的道德说教，而是实实在在的制度规约。

故儒教与政治既不是合一的同谋关系，也不是分离的对立关系，而是包含的协作关系，即儒教包含政治。历史上的儒教除了心性儒学的那一套哲学化论述之外，更体现为以礼乐刑政为核心的制度文明，干春松先生的《制度儒学》一书对此有详尽的阐发。

而介乎二者之间、巫教与神教混合杂糅的便是魔教，可谓正教之歧出，如各种神秘主义的通灵派等。所以要想恢复儒教的真义，我们首须摆脱西方基督教之宗教形态的先入之见，从中国的历史传统和中文本身的语义去理解何为儒教。这就奇怪了，既然儒教是教化而非宗教，又为什么要恪守西方政教分离的原则呢？比如今天的教育和文化事业也属于教化的范畴，可我们几时听过有人提议将教育和文化职能从政治中分离出来的？短短两句话暴露出的不仅是邵先生的逻辑混乱，更反映了我们当下这个社会如此之多的似是而非的流俗意见。因为政教一体故体用不二、灵肉不分，因为政教分工故权力制衡、预防专制。

现代人一听到儒教两个字马上会想到西方的基督教，想到西方语言中关于宗教的标准定义，并以后者格义前者，要么得出儒教不是宗教的结论，要么就把儒教想象成中国的基督教。邵建先生认为：儒教不是宗教，是在传统中形成的儒家教化。

现代人一提到对权力的规范常常乞灵于西方的民主与法治，殊不知儒教内部一向不缺乏这方面的资源。早在17世纪黄宗羲就已有学校议政的制度设计，而当世大儒蒋庆先生近年也提出了议会三院制、太学监国制的构想。

只是到了近代儒教才遭到去制度化的政治阉割。由于把儒教想象为基督教，所以导致邵先生有两个担心：一是儒教空洞的道德说教不足以制约政治权力，二是儒教借助权力的重建可能走向文化专制。